名老中医之路读书心得 这些天在读《名老中医之路》，曾经在图书馆中看到过这本书，当时却没有在意，以为学医就该多读医书，不该把精力放在别
余自幼多病，早有习医之念。予一九三三年春购得陆士谔编着之《医学南针》一套，继而又购读该篇后附记之必读医书;《内》、《难》、《伤寒》、《金匮》等。惟因无师指点，暗中揣摩，未能窥得门径。厥后，得阋恽铁樵之《伤寒论辑义按》及陆渊雷之《伤寒论今释》、《陆氏论医集》，以其浅而易懂，读后对此道渐次有所理解，而更坚定学习中医之信念，乃于翌年考入湖北国医专科学校就读。三年后卒业行医。于执业开始时，一度专攻《伤寒》、《金匮》，醉心「经方」，对宋，元、明、清诸流派的产生，认为是历史的倒退，曾蔑视温病学派，诋诽叶桂、吴瑭喜务轻灵，果子药不能愈大病。后临证渐多，方意识到此乃偏执。所谓「经方」、「时方」，同样来自实践，用之得当，均有良效。在这一阶段，同时又有一偏见，即认为中医优异之处，体现于临床实践，从而只重视临证有效之方药，除惟视仲景为「不二法门」外，相应地不甚留心理论，误认为这样是崇尚质朴，避免了空谈。遣后，受到师友之熏陶，结合临证之体会，乃渐次认识到理、法、方、药之间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方药脱离了理法的指导，就不成其为方药。撇开了理法专讲方药，名日重视，实际上并不成其为重视。从表面上看，这是重实践轻理论，实际上却是否定了实践和理论相互间的辩证关系。认识到此，余在尔后行医时，得以较好地处理理论学习和临证实践的关系，进而对法的重要作用及其正确运用有所体会。谨提供于此，以作刍荛之献。
「法」，是辨证论治之纽带
中医治病之特点为辨证论治，具体而言，不外理、法、方、药四个方面。所谓辨证或「理」，即是认识疾病，诊断疾病，所谓论治或「法、方、药」，即是解决疾病，治疗疾病。认证清晰，论理精当，诊断确切，是治疗疾病的前提，确定正确的治疗方针，选择恰当的治疗手段，是使疾病得以治愈的保证。因而理、法、方、药实为一密切相关的整体。这四个部分，何者重要，何者次要，看法容有不同，所谓见仁见智。依余浅见，论理正确是治病的前提，殊为重要，但需在辨证基础上，拟定治疗法则，选用适当方，药，方能完成辨证论治之全过程。其中「法」的拟定，既反映诊断，叉指导治疗，起到承上启下之纽带作用，更为重要。辨证论理，正如对敢我双方形势之分析，为制定战略战术之依据，治疗法则乃是根据敌我形势所制定的作战方针，具有战略意义;选方用药则是在战略思想指导下所运用之具体战术。古人谓「用药如用兵」，概括实为允恰。故方，药如离开治疗法则的指导，则等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是药物的堆砌而失去方义。临床上正是依靠「法」这条主线，将理、法、方，药串成一有机的整体，而「法」在其中既独立存在，又渗透于理、方、药之中。这同武术家讲究手、眼、身、法、步，异曲同工，即「法」既为一端，又体现于手、眼、身、步之中。故严格讲来，理、法、方、药四端不可平列，其主线和关键是「法」。
中医自汉、唐以降，逐渐发展为各个流派，形成各流派的实质正是治疗法则，即以「法」分派。例如，金元四大家，不正是以「寒凉」、「攻下」、「补土」、「养阴」各派著称吗?降至后世，凡有成就、影响较大之中医名家，无不都是在治法上具有独到之处。如清·王清任擅长活血化瘀，居然以活血化瘀治疗五更泻、霍乱等等。又《医学广笔记》与《陆氏三世医验》均曾提及朱远斋其人。朱氏擅长攻下，有自制「润宇丸」一方，屡以攻下愈重证，深受丁长孺(《医学广笔记》之编者)及陆养愚之赞扬。总之，名家之出名，均表现在治法上有所专长，可漏代有其人，兹不一一列举。
因此，学习中医如不在掌握法则上狠下功夫，决难取得高深造诣。一部《内经》，方、药虽少，理、法独详，特别是有关治法这部分，散见于各篇章之中，扼要精当处，殊不少见，对具体选用方、药起着重要指导作用。故学习时必须深究《内经》中有关治疗法则之记载，即使是片言只语，也当精思冥悟。《伤寒论》条文共三百九十八条，前人称「伤寒三百九十八法」，提到「法」的高度来看待它，这是对《伤寒论》的推崇。陈藏器的「十剂」、程锺龄的「八法」，都能在《伤寒论》的方药中得到具体说明。
专门搜讨治疗方法的医籍，颇为少见。日本丹波元坚编着的《药治通义》编审精当，持论平正，收集得也很完备，值得参阅。
在「法」之指导下学习方剂(一)学习方剂，须明方义前人日：「方者法也。」意即方剂须体现法则，如方剂无法则作指导，势必形成「有药无方」。前人又日;「方者仿也。」意即方剂是可以仿制的，如只知生搬硬套，呆用成方，必将导致「有方无药」。「有药无方」与「有方无药」，其失相等，都是抽掉了法则的内容。临证拟方、用药，均宜根据病情需要，周不必囿于前人成方，更不得流于药物堆砌，要点在于依「法」选药组方。由是，临床上可以「有法无方(成方)」，万不可「有药无法」。有鉴于此，学习方剂不可限于背诵歌诀，杲记药昧，亦不只是了解其适应症，重要的是要理解其方义。尤怡的《医学读书记》中「补中益气汤、六味地黄丸台论」值得一提。论中谓：岵虚者，气多陷而不举，故补中益气汤用参、芪、术、草等甘温益气，而以升、柴辛平助以上升;阴虚者每每上而不下，故六味地黄丸多用熟地、萸肉、山药味厚体重者补阴益精，而以茯苓、泽泻、甘淡助之下降。气陷者多滞，陈皮之辛，所以利滞气，气浮者多热，丹皮之寒所以清浮热。然六味之有苓、泽，犹补中之有升、柴，补中之有陈皮，犹六昧之有丹皮也。其参、芪、归、术、甘草，犹地黄、菜萸、山药也。法虽不同而理可通也。」文中有分析，有比较，阐述堪称透辟简练，读之深受启迪，实属上乘方解。总之，学习方剂，必须细心精究，深明方义，方可举一反三，逐步提高。
(二)方剂配伍，相辅相成方剂之配伍，在治疗法则上须注意相互制约，相互为用，即所谓相反相成。如气虚宜补，气滞宜行。但治疗气虚，决不可单纯汇集补药;治疗气滞，亦不得一味行气破气。在一定情况下，应是于补或消之中，适当加以「反佐」，即补中有消，消中有补。
补中有消：即补气当佐以行气，如异功散用参、术等益气，配以陈皮即是。惟其如此，方能补而不滞。
消中有补：如四磨用乌药、槟，沉，佐以党参即是。这样才可以破气，防止耗气。
又方剂之配伍，尚须注意动静结合，升降相配，其理亦同。
然而，临床应用时亦非绝对如此，因在治疗法则上尚有「并行」与「独行」问题。《素问·标本病传论》指出：「谨察间甚，以意调之，闾者并行，甚者独行……」张景岳谓;「问者言病之浅，甚者言病之重也;病浅者，可以兼治，故日并行;病甚者，难以杂投，故日独行。」要之，并行或独行，应根据病情之标本缓急而定。如对急重的里实证，不骞徘徊瞻顾，务必纯任攻逐独行，不得杂以他法。因之，不能认为有了四磨，五磨可以弃置，同理，亦不得因已有黄龙汤，就不再需要大承气汤。凡此，都应在法则的指导下决定如何取舍，而法则又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要引用得恰当，切合实际。
(三)「有定法中无定法，无定法中有定法」治疗法则之运用，既具原则性，又有灵活性，而灵活性正寓于原则性之中。如针对某一疾病患者，当有一定之治法，但如同时延请十位中医分途诊视，可能提出十张不同处方，方药虽异，如能遍尝，可能均有一定疗效。此可谓无定法。实则中医治病并非漫无标准，不过是在一定治疗法则指导下，使方用药途径多，灵活性大而已，即所谓「有定法中无定法」，可以殊途同归，达到愈病目的。示其灵活性并未脱离原则性，是「无定法中有定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