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生之所以坚持文学创作，正是为了把人类心灵中的痛楚变成文字;而他之所以“由年轻人水仙花的自我中心渐臻以悲天悯人的眼光看大千世界”，文学，显然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
白先勇先生的散文是这样一种文字，初读起来，显得平淡朴素、明白如话，却经得起反复回味、一再咀嚼——虽然他只是信笔写来，态度却是一如既往地从容淡定、波澜不兴，从不会以花哨的语言煽情和卖弄，但那种历尽坎坷的忧患意识和悲悯情怀总是弥漫在字里行间，而一股生命如寄、人生实难的悲怆感受，也时时让你悲从中来，不自觉地潸然泪下。
《树犹如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11月版)是白先生的散文自选集，其中收录的，主要是白先生回忆个人经历和思乡怀人等方面的文章，时间跨度则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一直延伸到当下，基本囊括了白先生的文字生涯。从中既不难看出白先生数十年来的文学经历，同时也能够清晰窥见他的心路历程。白先生系地位显赫的名将之后，他出生于乱世，童年遭逢家国巨变，在他早年的记忆中，更多的是“空袭时的惶恐，得病后被隔离的孤独，辗转各地的逃难以及十里洋场的光怪陆离。”这样一种无根飘零的命运，一种凄惶苍凉的情结，凝结在他的笔下，转化成一种生命短促与人生无常的悲凉感受，一种难以释怀的身世感慨和浓郁乡愁。当然，白先生对历史兴衰与人世沧桑的独特感悟，早已超越了乡土地理的范围以及个人情感的范畴，最终变成了他文学创作的心灵“原乡”。
诗人余光中曾经评价：“小说家白先勇是现代中国最敏感的伤心人。”然而，作为散文家的白先勇，又何尝不是一位“最敏感的伤心人”呢?如果说白先勇小说的底色是哀悼，那么他散文的底色则既有哀悼，也有真情，可以说是“以血泪、以人间最纯真的感情去完成的生命之歌”。白先生写自己的至亲，比如母亲和姐姐，虽然一再抑制自己的感情，却依然还是情动于中，令人动容;他写自己的挚友，比如知己好友王国祥——尤其写到与重病缠身的王国祥依依作别，一个人驾车“开上高速公路后，突然一阵无法抵挡的伤痛，袭击过来，我将车子拉到公路一旁，伏在方向盘上，不禁失声大恸。”也同样让人黯然神伤、无法控制。面对人世间的大悲剧与大苦痛，白先生总是推己及人，由一己而亲友，由亲友而社会，最终在他的文字中上升为一种近乎宗教救赎的普遍关怀，而对人类——包括同性恋者、艾滋病患者等所有弱势群体在内的广大人类的同情与悲悯，也成为白先生散文写作的永恒主题。
谈台湾现代文学，白先生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且不说他本人的创作对台湾文坛影响深远、意义非凡，他力主创办的《现代文学》，对台湾现代文学的发展和成熟，亦尤其具有播种耕耘的开拓之功。在白先生的散文自选集中即收录了不少有关《现代文学》的篇幅，这些文章既是睿智的文论，又是难得的史料，白先生不仅以亲历者的身份将那段筚路蓝缕、栉风沐雨的日子一一记录下来，而台湾现代文学的前世今生，在他的笔下亦显得巨细靡遗、生动如昨。我们既能够从中梳理出一条台湾现代文学从播种耕耘到开花结果的清晰轨迹，同时，也能够真切感受到那一代台湾文学青年的艰辛探索与自我超越。
正像白先生所申明的那样，文学，虽然不能帮助一个国家的工业或商业发展，但文学终归是有用的，它是一种情感教育。“想做一个完整的人，文学教育是非常重要的。”白先生之所以坚持文学创作，正是为了把人类心灵中的痛楚变成文字;而他之所以“由年轻人水仙花的自我中心渐臻以悲天悯人的眼光看大千世界”，文学，显然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