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1日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会师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两军团联合行动，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统一指挥。至此，以大庸为中心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这时，鄂军第五十八师第一七二旅进驻陈家河与我军遭遇，该敌贪功冒进，孤军深入，红军抓住战机，于14日予以全歼。8月3日，红军设伏于板栗园歼敌八十五师师部和两个团，击毙敌师长谢彬。8月8日在芭蕉坨一举击溃陶广纵队10个团。
欢迎各位来宾到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参观。这里原系民国7年(公元1918年)芬兰牧士建的天主堂，3栋共15间木结构平房，四周有砖墙环护。1934年11月24日，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肖克、王震等领导下，一举解放大庸县城，于26日成立临时省委，12月1日在天主堂内成立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领导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31个县的反围剿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封建势力，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为缅怀先烈功绩，弘扬革命精神，中共张家界市永定区委和区政府于91年夏发动募捐修复湘鄂川黔省委、省军区、省革命委员会旧址，并新建纪念馆，于1993年12月26日落成开馆。
纪念馆占地面积2800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1600平方米。东头是三堵矮墙围着的一栋木平房，三间小屋曾住过任弼时、贺龙、肖克，黑漆桌上的桐油灯作证，一代英杰曾在这里彻夜运筹。西头是可容纳200余人的省委礼堂，当时省委扩大会和省直各部门的会议均在此召开，现已辟为将军馆，166位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留下英雄足迹的新中国将帅的照片挂满墙壁。纪念馆大门左右，一字排开11间办公室，当年3大机关13个直属部门均在此办公。庭院正中是根据我国著名雕塑家潘鹤的作品《艰苦岁月》凿制而成的一尊双人石像，小红军抱着高过头顶的步枪，依偎在横吹短笛的老红军膝头，似在入神地倾听。雕像后面是纪念馆主楼，内设三个展室，陈列着223幅大型图片和100多件革命文物，再现了根据地的光辉斗争史，反映了根据地军民艰苦卓绝的革命历程和高尚情操。肖克将军为纪念馆题写了馆名。
第一部分湘鄂川黔边根据地的初创
193年11月，由于王明“左”倾路线错误和敌人的大举进攻，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全部丧失，红三军在湘鄂西中央分局夏曦、贺龙、关向应的领导下不得不转战鄂川边。
12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听湖北咸丰大村召开会议，决定“创建湘鄂川黔边新苏区”。此后，红三军在湘鄂川黔边转战，寻找立足点。
1934年5月，红三军西渡乌江，进入贵州。6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贵州沿河枫香溪召开会议，决定在黔东创建根据地。7月21日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黔东根据地的建立，为红二、六军团会师和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第二部分湘鄂川黔边根据地的全面形成
1934年10月，红六军团经过艰苦转战，进入黔东，24日，与红三军在印江木黄胜利会师。会师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两军团联合行动，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统一指挥。
红二、六军团会师后，为了策应中央红军长征与建立湘鄂川黔边根据地，决定发动湘西攻势。
衡山导游词·张家界导游词·南岳大庙导游词·天心阁导游词
1934年10月28日，红二、六军团从四川南腰出发，向湘西挺进。11月7日，攻克永顺县城，湘敌何键急令湘西军阀陈渠珍派兵堵剿，陈纠集三个旅，约一万人的兵力向永顺扑来。红军决定采取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作战方针，主动放弃永顺县城，退至城北90里的十万坪地区设伏。16日黄昏，尾追之敌进入伏击圈，我军奋起痛击，歼、俘敌3000余人。我军乘胜追击，24日占领大庸、桑植。12月7日，进击沅陵，17日包围常德，攻下桃源。
由于湘西攻势的胜利，促进了新区工作的发展，红二、六军团控制了永顺、大庸、桑植的大部和龙山、保靖、桃源、慈利、常德等县的一部，并占有大庸、桑植、永顺等县城，开辟了湘鄂川黔边根据地。
第三部分根据地省委的成立并领导人民开展革命斗争
1934年11月26日，奉中共中央电示，在大庸成立了中共湘鄂川黔省委，任弼时为省委书记，贺龙、关向应、夏曦、王震、肖克及张子意、刘士杰(后叛变)、周玉珠为省委委员，同时成立省军区，贺龙为军区司令员，任弼时为政委。还成立了省革命委员会，贺龙为主席，夏曦、朱长清为副主席。至此，以大庸为中心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苏区省委成立之后，即着手领导开展建党建政、土地革命和扩红等项工作，同时还进行了必要的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的建设，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推动了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第四部分反围剿的激烈战斗
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特别是红军的主动出击，给国民党政府造成了新的威胁，蒋介石惊恐万分，下令调集湘鄂两省的军队，集中了11个师又4个旅，共40多个团，约11万人的兵力，编成6个纵队，在地方保安团的配合下，对根据地发动“围剿”。
针对敌人的疯狂进攻，我根据地军民，同仇敌忾，严阵以待。1935年1月，敌军向根据地进攻，我红军主力班师大庸休整。2月上旬，红军在慈利设防正面阻击郭汝栋纵队失利，在大庸被李觉部乘机侵占。红军回师在大庸后坪鸡公垭设伏再打李觉部纵队失利，郭汝栋纵队乘机占领桑植。两个月的反“围剿”作战，由于对中央军委指示的“实行运动战，选择敌人弱点，在运动中各个击破之”的作战方针理解不深，而是从正面迎击敌人，以至一再受挫，根据地不断缩小，红军处境日益困难，二、六军团领导决定向北转移。4月12日，红军从塔卧、龙家寨向北撤退。这时，鄂军第五十八师第一七二旅进驻陈家河与我军遭遇，该敌贪功冒进，孤军深入，红军抓住战机，于14日予以全歼。敌师部和第一七上旅慌忙逃窜。次日红军又在桃子溪地区，将南逃之敌第五十八师师部和第一七四旅全歼，乘胜收复了桑植县城。红二、六军团因形势二转，决定放弃北撤计划，仍留原地坚持斗争。4月下旬红军主力东进，攻占江垭，红军主力又西云湖北，在咸丰忠堡歼敌第四十一师，活捉敌纵队司令兼师长张振汉。8月3日，红军设伏于板栗园歼敌八十五师师部和两个团，击毙敌师长谢彬。8月8日在芭蕉坨一举击溃陶广纵队10个团。至此，湘鄂敌军被迫转入防御，敌军对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围剿”遂以失败告终。8月下旬，红二、六军团主动出击，先后占领石门、澧州、津市、临澧等县城，根据地和红军进一步扩大。1935年9月，湘鄂川黔根据地中心区域和游击区已扩大到东至洞庭湖西岸，西至四川酉阳，西北至湖北咸丰、恩施，南至沅陵，北至鹤峰，加上黔东和鄂川边两个游击区，人口约200万。红二、六军团发展到4个师12个团，约2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