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名义》将故事剧情紧贴当下进行创新、创作，在尊重反腐事实，体现反腐主题的同时，又力争做到剧情丰富饱满，情节生动感人。人1、假如陆毅是坏人被观众大呼痛快的一二两集，我看得是毛骨悚然。就像陆毅他自己指出的：在这个处长之前，已经有四个处长因为贪污被处置了。另外贪污腐败在中国政场上，还有“表忠心”这样一个重要的作用。所以腐败是势在必行。侵吞股权如此明目张胆，拼的是上面有人。
1、假如陆毅是坏人
被观众大呼痛快的一二两集，我看得是毛骨悚然。在陆毅还未找到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他摆出一副“我吃定你了”的模样，一副绝对正确的面孔，还有一副天降审判的姿态，对那位处长大声质问，大加鞭挞。那个处长被塑造得虚伪、贪婪、“丧心病狂”，他的每一次伪善的狡辩，都在把陆毅的立场出发加以正义化——你这种国/家的公敌，政/府的蛀虫，我代表人民来收拾你了!
这样一旦认定嫌疑有罪，就能以事实有罪态度对待，任意加以拘留、审判、教训的制度，总是让我不禁有些害怕。
我害怕的地方在于：万一那个处长……他其实不“坏”呢?
万一一脸包青天大老爷为民做主形象的陆毅，他其实不是个好人呢?
万一我们所以为的道德标准，好坏，善恶，廉洁清白或不清不白，并不是适用于这个场阈的一套话语呢?
贪污腐败这个事情……在中国，怎么说呢，我不觉得它仅仅是一个道德的问题。
就像陆毅他自己指出的：在这个处长之前，已经有四个处长因为贪污被处置了。这是否说明，这个职务本身的、近乎不受监控的职权本身有问题?
另外贪污腐败在中国政场上，还有“表忠心”这样一个重要的作用。你的老师都在贪，你的同僚都在贪——你敢不贪?
管仲执政齐国后故意奢侈铺张，是主动将把柄递到齐桓公手里——主子，您看，您要办我随时办，我连我的罪状都给您准备好了。另一个例子就是汉朝开国功臣萧何，晚年自污名节，故意侵夺民众财产以自侮声名，刘邦当即为人民服务把萧何办了——萧何貌似成了唯一一个善终的开国功臣。
所以腐败是势在必行。深究下去，每个关键岗位都会有一点问题的。它是主子捏着的你的把柄，也是你向主子表的忠心。你什么时候不听话了，或者你的主子被人端了，你就一锅给端了。
一场浩浩荡荡的反腐斗争，说到底，不过是政权交替以后对利益的重新瓜分罢了。一把火烧净，再培植出新的草来。两边都不清白。装什么呢。
2、圣人政治的由古而今
无论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们再怎么争鸣，孔子或孟子，荀子或老庄，他们的核心骨并无多变，就是呼唤一个悬壶济世的圣人。
韩非子终于没再呼唤圣人了，他呼唤法——但韩非子的法，也就是中国法，它不是西方法律的法，它是中国办法的法。韩非子的一整个思路都是如何利用办法来加强君权。
两千五百年后的今天，在《人民的名义》这样一部探讨权力与人性的电视剧里，创作者仍然在声嘶力竭高呼圣人——那位半夜三更骑着电瓶车赶到出事现场，力排众议爬上高处振臂一呼的“圣人”。仿佛中国无法摆脱的政治生态与腐败怪圈，就是因为一个圣人的不得志，以及一拨小人的为所欲为;仿佛帮助中国走出官官相护、全方位腐败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一个圣人站出来，把你们这些小人都办了。
于是陆毅这个伟光正的圣人继承者的形象，这个通过吹口哨、耍痞与颜值，来与我等人民群众站在一起的检察官形象，就这么轰轰烈烈地呼之欲出了。
——我们比我们两千五百年前的祖宗，稍微进步那么一点点，都不可以吗?
费正清在1998年版的China:aNewHistory中评论中国的皇帝制度：“首先，皇帝的角色是一种随意的，非理性的，无法预测的行为来源，而官员行为则是惯例化的，可预测的;官员寻求秩序，皇帝打破秩序。其次，皇帝被认为拥有主宰生与死的随意的与无限制的权力。罪犯没有权利，因为中国的政治理论里就没有权利的概念。第三，也是最显著的一点，就是对于君主任意处置官员的普遍接受。”
看似一出轰轰烈烈的正邪角逐，最后拼的不过是权力，背景，以及“上面有人”。侵吞股权如此明目张胆，拼的是上面有人。嫖娼嫖得如此势所必然，拼的是上面有人。反腐反得理直气壮气壮山河，拼的也不过是“上面有人”——啊，陆毅可是高检空降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