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由于国际刑法理论一直认为恐怖主义犯罪含有某种政治动机或政治目的，从而使恐怖主义犯罪与政治犯罪的界限变得难以区分。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目的和动机不是决定其犯罪性质的必备要件。因此，恐怖主义分子不能以组成为自由而战的游击队来主张其行为的合法性。由此可见，国际社会关注的是恐怖主义犯罪的行为以及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而不是行为的目的。是否怀有政治目的，并不影响恐怖主义犯罪的构成及其应受到的惩罚。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国际犯罪，但不属于政治犯罪。理论界公认的政治犯罪，应当是指政治敌对者或政治异己分子，出于政治性的动机，或为达到特定的政治目的，而触犯刑法的犯罪行为。更为确切的说，是指行为人因其政治理想或信念而形成确信，认为必须以其行动实现其理念，并因其实践政治确信而触犯刑法的犯罪行为。例如，政治偏激者(包括极左或极右派)出于盲目的政治狂热以及纳粹信徒的军官出于盲目的服从命令而产生的政治确信。这些“盲目的确信”必然导致丧尽天良的行为。长期以来，由于国际刑法理论一直认为恐怖主义犯罪含有某种政治动机或政治目的，从而使恐怖主义犯罪与政治犯罪的界限变得难以区分。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目的和动机不是决定其犯罪性质的必备要件。
恐怖主义犯罪主观上无疑只能由故意构成，但其目的和动机则具有多样性特征，既有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因素，也存在种族、民族、宗教、道德和心理等方面的因素，甚至是出于寻求公正待遇而采取的暴力反抗方式。单纯分析这些因素产生的动机或形成的目的似乎易于获得同情和理解，因而会产生非否定性的评价。但实质上，正如有的学者所指，恐怖主义分子虽然寻求令人尊敬，但他们并不是“自由战士”。当他们实施暴行的既定目标直接指向执政政权时，其暴行可能含有革命性的一面;但如果他们实施暴行针对的目标是平民或平民财产，那么其暴行就是地地道道的恐怖主义。因此，恐怖主义分子不能以组成为自由而战的游击队来主张其行为的合法性。不论是由于多变的国际格局，还是人群的贫富分化或政治信仰滋生的暴力行为，不论其行为的动机或目的多么看似合理，只要其行为对象是无辜平民或平民财产，就构成国际法上确认的恐怖主义罪行。
近年来，在国际社会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法律文件中，出现了“为了政治目的”的修饰语，但从联合国认可的恐怖主义犯罪原因的多样性上分析，政治目的只是其中之一，国际社会并没有强调构成恐怖主义犯罪必须具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实施恐怖主义罪行的目的还有出于哲学、意识形态和宗教等其他性质的原因。这表明，政治目的只是构成恐怖主义犯罪的一个选择要件，而非必备要件。
从刑法理论上分析，犯罪目的和犯罪动机是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过程中的主观心理活动，是故意犯罪的灵魂，它们的形式和作用都反映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程度及社会危害程度，而非说明行为性质的本身。如1998年美国起诉本·拉登及其同伙的主要罪行是炸毁美国驻肯尼亚内罗毕使馆和驻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使馆，以及阴谋在美国境外杀害美国国民，并没有提及其犯罪行为的政治目的或动机。联合国安理会第1333(2000)号决议进一步指出，这类事件对国家社会的和平与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由此可见，国际社会关注的是恐怖主义犯罪的行为以及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而不是行为的目的。是否怀有政治目的，并不影响恐怖主义犯罪的构成及其应受到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