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是指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博古“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召开的。
遵义会议的内容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著名的“遵义会议”召开。与会者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高级将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列席会议。
遵义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史称“正报告”），他在遵义会议的报告中强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由于敌人力量强大、党的各项工作没有做好等客观原因，而基本否认他和李德的军事指挥错误。
周恩来接着在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军事工作报告（史称“副报告”）中，在遵义会议上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反“围剿”战争中在战略战术方面存在的问题，诚恳地进行了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随后，张闻天根据会前和毛泽东、王稼祥讨论的意见，作批判“左”倾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史称”反报告”），遵义会议上他尖锐地批评了博古、李德的“左”倾军事路线。
遵义会议毛泽东接着发言，他运用事实驳斥了博古所讲的各种客观原因，认为红军具有粉碎敌人“围剿”的有利条件。并且就具体的战术问题和军事指挥问题，如对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运动战、游击战、战争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保持有生力量和保卫苏区领土的关系、战略转移与实行突围的问题等，作了深刻的论述。
王稼祥在遵义会议的发言中旗帜鲜明地支持和赞同毛泽东的意见，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拥护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
遵义会议的影响
遵义会议解决了红军当时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对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进行了总结，初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地位。但是组织上仍保留了亲共产国际的势力，废黜了博古的职务。
以洛甫负总责（中共中央从1935年1月到1945年6月没有选举或主席，有时为了工作方便对外称洛甫为到1937年）。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用后来中共自己的话说，就是“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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