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为环境污染付出沉重的代价。据研究，空气污染使得慢性呼吸道疾病成为导致死亡的主要疾病，其造成的污染和经济成本约占中国GDP的3%—8%，相当于广东和上海GDP的总和。另一个数据是，到2020年，中国仅为燃煤污染导致的疾病就将付出3900亿美元。一份报告表明，全国532条主要河流中，有436条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7大江河流经的15个主要城市河段中，有13个河段水质严重污染。中国目前的城乡收入差距居世界第一位。
作家狄更斯曾经这样描写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这是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个令人绝望的春天，这是个充满希望的春天，我们前面什么也没有，我们前面什么都有。”狄更斯的哲言也正可以用来描述改革开放的中国。从好的方面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因为有上层的决心、全民的支持，也因为遵循了解放思想、循序渐进、先试点后推广的路线和策略，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保持了长期的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稳定;给社会带来了无限的活力、多元的文化、初创的法治;给人民带来了言论自由、迁徙自由以及初步的信仰自由;如今，宪政民主、权力分立制衡、独立监督、新闻自由、公民社会、民众问责、行政公开、阳光财产、民主财政、人权及公民权力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
从坏的方面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战略，没有理论，没有精心设计，没有失误矫正机制，除了经济之外也不主动学习发达国家的其他东西，所谓“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放任制度化的特权、腐败与道德堕落;尽管也反腐败，也进行“精神文明建设”，但都是治标不治本，鲜有从制度出发解决问题的，有关方面也从来没提出过反特权。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发展是第一要务”，再到科学发展观，执政理念不断丰富和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丰富，战胜自然灾害的能力越来越强，正因为如此快速的发展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问题和教训。
70多年前，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说，“在我国，唯一真正值得宝贵的，是自然资源和人民大众。”用这句话来来理解当前的中国也是恰如其分的。在过去30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如果说我们有什么真正没做好的，就是在自然资源、环境和劳动群众的权利和福利方面，索取的过多，给予的太少。
首先是环境污染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环境代价太大，资源过度消耗，为了谋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的提高，不惜破坏人民的生存基础和生态环境。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经济发展是要有代价的，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它对世界经济做出的巨大贡献，其代价就是中国资源与环境的严重损坏。
2007年中国环境绿皮书指出：中国的生态环境“局部治理，总体恶化”。特别是大江南北，非旱即涝;长城内外，沙暴连连。现有森林系统之所以未能充分发挥出应有的效益和服务功能，正是因为质量最高的原始林被大量采伐并转化为天然次生林和人工林，而天然次生林又屡遭破坏，大面积人工化和单一化，加之森林总体数量不足，分布不均，因此无法有效地遏制住全国生态环境持续恶化、自然灾害愈演愈烈的势头。
中国正在为环境污染付出沉重的代价。世界银行2001年发展报告中列举的世界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国占了16个。中国许多大城市肺癌标化死亡人数增加了8~10倍。据研究，空气污染使得慢性呼吸道疾病成为导致死亡的主要疾病，其造成的污染和经济成本约占中国GDP的3%—8%，相当于广东和上海GDP的总和。另一个数据是，到2020年，中国仅为燃煤污染导致的疾病就将付出3900亿美元。
中国还是粗放型的生产方式，我们每增加1元的生产总值消耗的能源是世界平均的4倍，日本的6倍。我国生产一吨钢耗水是国际先进水平的10-40倍，开采一吨原油耗水是国际的6-26倍，生产一吨纸耗水是国际的3-10倍;企业的高消耗、落后的生产方式，必然导致高污染。我国城市缺水的状况日趋严重，地表水和地下水的质量有较大的下降，大面积的水污染已对城乡居民生活饮用水源构成严重的威胁。一份报告表明，全国532条主要河流中，有436条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7大江河流经的15个主要城市河段中，有13个河段水质严重污染。
在全国600多个城市中，大气环境质量符合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一级标准的城市不到1%，目前已有62.3%的城市SO2年平均浓度超过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由于SO2等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的持续增加，我国酸雨呈现逐年加重的趋势，目前已覆盖了1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范围。其次是贫富差距问题。
中国目前的城乡收入差距居世界第一位。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根据国家统计局2013年1月18日公布的数据，2012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565元，农村居民纯收入7917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10:1，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仍保持“3”倍以上的差距。然而，据中国经济网记者统计，3.10:1已经是10年来的最低值。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赵人伟和李实领导的收入分配课题组在18年时间里所做的三次大范围收入分配调查结果显示，从1988年到2002年，无论是农村和城市的基尼系数，差距都在拉大。有关统计也表明，近30年来，内、外资企业年产值平均增长超过10%，而除垄断国企外的劳动者年工资增长率仅为1%-3%。这些情况都说明，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没有随着GDP的增长而同比增长。如果把福利、补贴等因素考虑进去，一般估计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达到6倍左右。根据世界银行的分析，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赤贫人口的收入不是提高了，反而是降低了，2003年的平均收入比2001年降低了2.5%。
2001年中国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就突破了0.4的国际警戒线，达到了0.459。按照以往每年递增0.1个百分点的速度测算，以及根据《中国经济周刊》、人民网的报道：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5的危险值;中国的阶层之间收入差距(收入最高的20%群体的收入与收入最低的20%群体的收入之比)竟高达33倍(《中国经济周刊》，2006年6月26日)，而发达国家仅8—9倍。再次是社会道德问题。理直气壮地说我国社会道德的主流积极、进步、向善，这是基于事实作出的总体判断。但这决不意味着看不到当前道德状况的复杂性以及一些道德问题的严重性。
以腐败问题为例，在少数党员干部身上，风气的败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有的不读书、不看报却忙于庸俗的交际应酬;有的把有限的财力物力用于专给上级看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上，群众的困难、诉求却长期得不到解决和回应;有的地方、单位，正直廉洁、洁身自好已成“落伍者”，胆大妄为却成了“流行风”;极少数干部甚至堕落到横行霸道、欺压百姓、贪污受贿、腐败犯罪的地步。这些年各级纪委查处党员干部违法违纪的力度越来越大，贪腐分子越来越难以藏身。中央纪委的数据表明，被查处的贪腐分子，只占党员人数的极小比例。例如，2009年1—11月，受党纪处分的党员占党员总数的1.1‰，而其中因贪污贿赂被查处的，仅占受党纪处分人数的2.6%。
以诚信问题为例，商业欺诈等现象屡禁不止，假冒伪劣产品层出不穷。食品安全问题尤为突出，毒奶粉、地沟油、瘦肉精，等等，让一些群众发出了“还能放心吃什么”的责问。这种情况，严重干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严重影响人们对社会道德状况的评价。以公德问题为例。“小悦悦”事件中，司机的凶残、路人的拒救，交织成了面色冷漠的众生相，似乎颠覆了不少国人的道德观念，要不要救助不相识的人，成为一些人心中纠结不清的问题。灾祸与“冷漠围观”结伴而行，已是当下尴尬的情景。每次“老人倒地无人扶”，都会被作为道德滑坡的“标本”;频仍的“助人为祸”，总能激起“好人难做”的嗟叹。究其症结，不过是“行善有风险”，出手不得不谨慎。
将道德流失归咎于“世态使然”，是公众一贯的逻辑转化。“彭宇案”殷鉴在前，“做好事遭恶报”，谁还敢冒险救人?理由看似铿锵，其实是伪命题——真正道德，理应跳出物化的代价考量。虽然改革开放成就与问题同样突出、经验与教训刻骨铭心，但只要我们总结经验，接受教训，勇于纠错，改正缺点，努力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不断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让上述的压力、矛盾和问题从根本上得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