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创作《子夜》时，明确地提出要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要以农村与都市的对比反映中国革命的整个面貌。在他休养身体之际，洞悉了上海的背景以及交织其中的社会关系。但通常忽视了其具有的革命性。引人注意的我认为要数其中的女性形象为最。同辈分的比较来看，林佩珊和四小姐惠芳鲜明对照，一个任意外向，一个极端内敛，一个毫无主见，一个偏爱禁闭。上海与乡下，不仅是地方的差异，更是思想的对立。
不知何时始读茅盾的《子夜》，总之今天早上读完，胡乱在微信读书里面写了几句，也就是了。
茅盾在谈其写作动机时，讲道：“1928年我到日本走了一趟约二年后，1930年春又回到上海。这个时候正是汪精卫在北平筹备召开扩大会议，南北大战方酣的时候同时也是上海等各大都市的工人运动高涨的时候。”在他休养身体之际，洞悉了上海的背景以及交织其中的社会关系。反映在作品中的就是其民族资本家的各种关系，各大企业盘旋于吴、赵二巨头手下，见风使舵，经济局势风云诡谲，随着二巨头的势力起伏而生起的大堆事件，也与当时的社会相关联;偶有穿插家庭琐事情节，也是为社会背景服务的。
同样作为“民族资本家”，吴荪甫与赵伯韬相比，更具“正义性”，联系我们学过的知识来看：民国时期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妥协性和软弱性。但通常忽视了其具有的革命性。如果说赵伯韬是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帝国主义的掮客，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的话，那么吴荪甫就是革命的那批民族资产阶级，他独立而又倔强，且个人魅力十足。通过阅读作品，我们可以发现，吴荪甫在他的家庭中的地位与封建家长“有过之而无不足”的，即便是面对他的父亲——吴老太爷，他也只是颇尽孝心，但其实他并不喜欢老爷子，在其死后更是一头扎进他的“实业”热潮之中。反观赵伯韬，虽也极具商业头脑，到底是靠日本人起来的，与吴荪甫相差万分，这样的人恐怕连民族资本家也算不上的了罢!
谈起商业，其实很多人自然也不甚懂，文学专业的人大概更不能够懂得了，算起来，我也是懵懵懂懂。这里也不涉及商业，说到底，所有的情节都与时代背景以及人性有关。吴荪甫倘在今时，恐怕是一个十足能干的企业家了罢!他热心为厂，一门心思“实业救国”，顺便赚取利益(这才是商人的本性)，与赵伯韬的“纯欲望”之流以及杜竹斋的见风使舵之辈自然不同。他不近女色，不似强东之流，自然对他的事业发展是有好处的，但也因为这样，他忽略了对家庭关系的照顾，这也是为何姐夫杜竹斋到头来还要背叛自己去迎合赵伯韬的胜利的原因。他只以铁腕之力总管家庭与事业，看似强悍实则缺乏变通，老子讲“柔弱为本”，在吴荪甫这里是没有的，所以他的破产既是时代所为，也是个人性格所为。倒也不全怪他，假如他似赵伯韬之流依附帝国主义，那么他也不是我们去悲剧的主人公了。
引人注意的我认为要数其中的女性形象为最。同辈分的比较来看，林佩珊和四小姐惠芳鲜明对照，一个任意外向，一个极端内敛，一个毫无主见，一个偏爱禁闭。这才是作者意欲表现的特殊时代之矛盾：封建与开放共存的社会背景下，自然就进化出不同的女性性格。上海与乡下，不仅是地方的差异，更是思想的对立。林佩珊穿衣时尚、性格外向随和，敢爱敢恨，与范博文相处遭反对后又和杜新箨“相恋”，虽然常说不懂情爱，但却尽情体验，因为不想和姐姐一样“选择不爱的人结婚，或是结婚后发现不爱”(作品中她是不懂爱情，很奇怪，不像新女性，大概还在发展阶段吧!);惠芳穿衣习惯承袭封建女性、性格自闭，与男子几乎没有任何交流，见到最多的就是范博文，一下子触动心性却又不知如何表达，上海待了两个月仍然难以适应，拾起老太爷的《太上感应篇》后更加不能从自我中走脱出来，最后经张素素点拨，最后才承认“性”的萌发。这一对比的女性形象就表现了那个时代思想的状况，当然现在也同样存在：接受开放与回归禁闭，这就是心底的两个“自我”，书中的主人公何尝不是游离于这两个端口，徐曼丽开放之语云云，殊不知她也只是在其中一端而已，被人包养的姘头罢了!这与古时候的妓女还有所不同，至少她是自由的。
《子夜》是没有批判的，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只有呈现与揭露。赵伯韬坏，吴荪甫就不坏吗?范博文花，杜新箨就不花吗?连只在乎“政权”的屠维岳都有怜香惜玉的心思呢?——“女工们也是活的人，她们有思想、有感情，尤其糟的是她们还有比较复杂的思想、烈火一般的感情。”林佩瑶身为吴三太太，心里想的却是别人，这在一夫一妻制看来，也是“花”的吧!但她没有不守妇道，只把情愫藏在心底。她的妹妹林佩珊在婚姻之前做多重选择，这对捍卫个人自由和幸福来说，无话可说，但即便在今天，假如一个男人，他的结婚对象曾经有过好几段感情经历，这大概也是不能被他轻易接受的吧!很多人反而喜欢惠芳那样禁闭的人。
所以，“开放与封建，自由与禁闭”是一直存在的，《子夜》中虽呈现了当时的对立与矛盾，但其实更昭示着长久的矛盾与对立。这样看来，主旨倒与萨特的《禁闭》异曲同工了!